名称：孟孝琚碑
书体：隶书
分类：汉金石
年代：秦汉
备注说明：汉金石作品欣赏
此外，桓、灵时期还是汉碑文体的成熟时期，碑文的文体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式。一篇完整的碑文，通常由碑额、碑序、碑铭三部分构成。碑额用以标明碑主身份；碑序则是碑文的主体部分，记述亡者的家世、学行、仕宦履历、卒葬、寿年，以及生者的颂扬悼念之情；碑铭则为结尾的几句韵语，对碑主作总结式颂赞。
存世二百六十字的《孟孝琚碑》碑文的撰写，基本按照这种固有格式而另有变化。“碑文分三节，先散文，志也；次四言韵语，铭也；次七言韵语，则乱也”（见石屏袁丕佑《跋》）。除本应表明碑主身份的碑额及部分文字残缺之外，前五行为首节，叙述碑主孟广宗的身世，自十二岁随父到武阳（今四川境）学韩诗、孝经；后改名孟琁，字孝琚，后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娶而夭亡于武阳，内中兼有评价其德行学绩之语；第六至十一行为四言诔语，即如“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将及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之类，文辞古雅，情感充沛，催人泪下；十二至十三行为七言韵语的“乱辞”，用典甚多，痛悼碑主英年早逝，而其他汉碑如《景君铭》《郙阁颂》《杨孟文碑》等，于铭后亦有“乱曰”之例；最末两行附以立碑者题名，表明其父的属下吏员为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特刻此碑送孟孝琚并归葬朱提。碑文叙事简要，与咏颂结合，将孟孝琚的人生历程比较完整地存留于世。方树梅为之跋语曰：“铭词博大，决为当代老经师手笔”“亦孝琚不幸之幸也”，评价甚高。
早期学界对《孟孝琚碑》书法价值的宏观评价
孟碑出土后，昭通籍翰林谢崇基等，将其移置于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谢氏还撰写跋文，附嵌在原碑末行空隙处，同时大量拓印，寄送海内名流。此后光、宣之际，雅好金石的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也曾派人到云南，拓印千本，使“海内治金石者，益知宝重”。其他如昭通萧瑞麟等，都曾有向友人寄赠拓片之事，具体渠道虽不得其详，但孟碑终究在清末民初年间逐渐流播于世，惊动金石学界。
孟孝琚碑碑亭及外景
作为“滇石之最古者”，《孟孝琚碑》对于阐明云南文化、学术的地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孟孝琚碑》出土较晚，前清曾经旅居或宦游于云南的著名金石考据家，如阮元、桂馥、王昶等人，均未得见；至于罗振玉、梁启超、吴士鉴诸先生虽得见孟碑拓片，但因为已经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动荡时代，其精力与视线不能不有所转移，因而对孟碑的“考证概未精审”。尽管如此，仍有若干精彩跋语传世。本文择其有关书艺的评论恭录于下：
昭通胡国祯《记》曰：“书法苍劲，文辞雅健，浑朴古茂……得此断碣，不独为吾里光，而全滇亦可生色矣。”
昭通谢崇基《跋》曰：“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阙，间有泐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后物，洵可宝也。”
剑川赵藩《跋》曰：“滇中贞石，两爨碑为最古，而此碑更先之，文辞书法，皆东汉人矩度，埋土中二千余年而始出，固将星凤视之，惟惜上段阙文，无由稽考征信，然摩挲翠墨，疏古渊茂，同断为汉碑无疑也。”
善化黄膺《跋》曰：“是碑结体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篆隶间……此石晚出，乃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宇希世之珍矣。”需要指明的是，黄鹿泉对孟碑评价之所以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把孟碑年代断为东汉初建武十二年（36）所致，比之目前公认的桓帝永寿三年（157），足足提前了一百二十一年，自然会感觉较之其余东汉名碑为贵，乃至以“汉碑第一”称之。
宜都杨守敬《跋》曰：“以碑字体定之，似《韩公铭》《尹宙》……其在桓、和之世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