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淳化阁帖
书法家：阮元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世存王羲之书法，无论是《淳化阁帖》，还是《兰亭序》，阮元都表示出怀疑，进而进行否定,他的观点对后世影响较深。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中，从实质上看，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实际上是李文田的观点，李文田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阮元的观点，所以我曾称阮元为否定《兰亭》第一人。阮元否定现存王羲之字迹是王所书的理由是“王字应存隶意”，证据是“晋砖”等民间字体。
他在《北碑南帖论》中以东晋民间墓砖为例，来证明王字应有隶意：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东晋民间墓砖，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春，阮元过当阳县玉泉寺，得见隋代铁镬字（图一），搨之，凡四十四字，每字有二寸许，文为：“隋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当阳县治下李慧达建造镬一口，用铁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场供养。”阮元不仅对文物感兴趣，对上面的字和字体更有兴趣，于是他又联想到王羲之，联想到《淳化阁帖》在内的宋代各法帖：
考此镬乃彼时民间所造，民间所写，其写字之人亦惟是当时俗人，其字亦当时通行之体耳，非摹古隶者也，而笔法半出于隶，全是北周、北齐遗法。可知隋、唐之间字体通行皆肖乎此，而赵宋各法帖所称锺、王者，其时世远在此等字前，何以反与后世楷字无殊耶？二王书犹可云江左与中原所尚不同，若锺书则更在汉、魏之间，其伪也不爽然可想见乎！
他通过这个铁镬字来证明锺繇、王羲之的字不可靠，甚至是伪作，理由是锺、王的字应有隶意。锺繇的字当有隶意是成立的，但王字就不然了，他的这个论据很容易击破，按照阮元自己的分类，隋代属北派，其字也“全是北周、北齐遗法”，而东晋属南派，王羲之是南派，北派和南派当然有别。在这则题跋中，他尚且能退一步讲“二王书犹可云江左与中原所尚不同，若锺书则更在汉、魏之间。”这还是科学的态度，但后来逐渐走向偏激，似乎有点不尽人情了。道光十七年(1837)，阮元在京师晤吕佺孙，见其所藏晋砖拓本（图二），为作《毗陵吕氏古砖文字拓本跋》，进一步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和《阁帖》中王字的可靠性:
王著所摹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决不相类耶？
阮元每每看见隋唐以前民间字迹，晋砖也好，晋墓志也好，隋铁镬也好，就感叹《兰亭》、《阁帖》中的王羲之为什么不这么写，其实这是一个不能存在的逻辑关系，但阮元一直坚持，他为湖州新出土的晋砖（图三）所作的一则跋语说：
此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数十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不独此也，宋元嘉字砖亦尚近于隶，与今《阁帖》内字迹无一相近者。然则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转勾摹，可尽据乎？
阮元提出王字应有隶意，都是联系《淳化阁帖》和《兰亭序》而论述的，很明显，他是以这个理由来否定《淳化阁帖》和《兰亭序》，也就是否定王羲之。阮元对于王羲之的反拨，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实际上，阮元所处的时代，书画家们对二王的崇拜心理已经大为减弱，稍前的扬州八怪就曾表示出对王羲之等名家的态度，高凤翰、金农、郑板桥等就表示向民间学、向碑版学，而不向王羲之等名家学。阮元顺应潮流，又对王字的可靠性大胆提出质疑，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遵循“疑古求真”精神，提出各种设想，“王字应有隶意”是他对于王羲之书风新的界定，这是他有别于前人之处，此说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对其论据作一深究，便会发现这里面存在着许多未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他自己在论述中就未能自圆其说，他在《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中说：“终唐之世，民间劣俗砖石，今存旧迹，无不与北齐、周、隋相似，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盖民间实未能沿习南派也。”在《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也说：“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他这两句话是想说明连民间都沿袭北派，可见北派之盛行，说明《阁帖》问世后带来北派衰微的后果，说明王羲之的字非民间所有，并不像北派那样普遍。但他忽略了他用民间字体来印证王字的自相矛盾，很简单，既然民间不能写出王羲之式的字，又怎么能要求王字必须要和民间劣俗砖石相吻合呢？又怎么能要求王字和劣俗砖石一样有隶意呢？用来刻石的“铭石书”和用来写文稿、书信的“稿书”本来就不能类比，更何况麈尾、如意般的王字在当时是新体，正因为这种新体才使得王羲之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民间劣俗砖石自然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再用阮元的分类来看，“铭石书”属碑，“稿书”属帖，碑和帖自然有别。
《阁帖》盛行，北派愈微矣
阮元否定《阁帖》最终是为了推出北碑
说阮元对《淳化阁帖》的批评有点特别，就特别在他将北派的式微怪罪于《阁帖》。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倒反映出《阁帖》的魅力，尽管它纷争不断，却历经千年不衰。阮元的批评在这点上迥异于前人，而是由此引发出新的书法史观，从而对书法渊源和流派重新梳理，对二王作出重新评价，从理论上削弱了二王书法的主流地位，使得千年以来二王书风的传承造成障碍，他的目的是为了在二王之外寻找另一条途径，这就是以北碑为主要师法对象的碑派。
阮元创造性地提出书法史的南北分派问题，将书法分为两大流派碑与帖，但他的这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并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以东晋、南朝为南派，以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认为南北两派早就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对碑、帖两派的成因和发展的不平衡作出阐释。从成因上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治期，由于地域的差异，南朝文人注重各方面的文化素养，崇尚风流蕴籍，惟帖是尚，而北朝拘守旧法，刊石勒铭。他认为南北两派均出于锺繇、卫瓘，至王羲之、王献之等形成南派，至索靖、崔悦等形成北派，且一直并行发展，自唐以后由于太宗的推崇，“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同时他认为宋代《淳化阁帖》盛行以后，世间更不知有北朝书法了。
前面所摘各条阮元文字，是为了“失真”、“王字应有隶意”两个问题引证的，实际上，他的南北分派观随任何一条引文可见，致使我无法剪切分类，这正说明一个问题，阮元挑《阁帖》的毛病，提出种种说法，目的是为了说明南北分派问题，而南北分派问题的最终归属点落在北碑上，为清代碑学的建立寻找理论支撑。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得很明白：
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在他的《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阮元在春湖中丞处读到《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他又想起碑和帖的问题，并联想到《淳化阁帖》，雨窗清净，在桂林行馆聊识册尾，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信中带有些激动：
吾固曰：《阁帖》盛，而碑版晦，碑版晦，而书派紊。此等旧碑在世，犹可印证，吾言再数百年，无知之者矣。
阮元在为北碑的渊源有自和碑帖发展的不平衡提出论证以后，又进一步提出要恢复这种北法，所以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他所撰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实际上是对以二王为中心的帖派书法传统的挑战宣言。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阮元的倡导是很有说服力的，《清史稿》称其为“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他在当时的地位足以能够一呼百应。阮元的朋友钱泳除了在南北书派问题上极其赞同阮元的观点外，在论述《淳化阁帖》时的口吻也是那么相似：“虽《淳化阁帖》有汉章帝草书，实是王著妄作，不可遂为典据”阮元的学生梁章钜更是对其师推崇备至，他在《退庵随笔》中对阮元的“二论”大段抄录，表示出赞叹：“阮芸台先生尝著《北碑南帖论》，于书家源流正变所辨极精”，在抄录了关于《阁帖》的论述“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锺、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之后，又评其“此论亦前人所未发”。而他的学生何绍基、陈鸿寿等更是受其影响，从实践上将阮元的观点作了延续。我们从阮元关于《淳化阁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二王书风向北碑书风转换的关捩所在。
清代嘉道以后，二王书风便真的被北碑书风所掩盖，遭受到书法史上唯一的一次重创，于是帖学逐渐失去了真相。近人章太炎说：“清中世以后，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曰法帖展转传摹，失其本真，而碑尤当时故物也……”这便是阮元的“碑比帖真”的观点，可见已经深入人心，“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说明清代碑派思潮已然笼罩。如果说金农的不学二王还属于私人性质的话，阮元从理论上公开予以号召则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次以引来更多更加偏激理论的转折，发展到极端之时，最终导致中国书法史上以二王书风为主导的帖学传统的丢失。时至今日，印刷术的发达，大量墨迹本得见天日，人们不再仅靠刻帖，帖派书法的师法对象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宽，对清代碑学价值的重估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