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西晋国宝天价之谜拍卖行不保证拍品真假!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我恳请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职能部门组织专家出面指出谬误，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也知商业炒作，本可以不必干预，但拍卖公司可以有这么大的势力，指鹿为马，偷换概念，而书界一声不吭，噤若寒蝉，长此以往岂不可怕。”
这封信也飘到了本报记者的桌面。一边是无名小辈，一边是大师与中国著名拍卖行，应当相信哪个？为什么连大师都看不出来，一个无名的书画爱好者却有这么大的自信？
五爪金龙露了馅？
惟一可以确认这件作品出自西晋的证据是开首宋高宗“晋墨”两字。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均确认这两字是假。
露出马脚的是龙爪。这两个字写在有五爪龙的纸上。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钟银兰、中国美术史权威陈传席教授告诉记者：“宋只有三爪龙、四爪龙，没有发现过五爪龙，这两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写。”
“宋高宗的笔力高于宋徽宗，但没有徽宗有个性，宋高宗不可能写出这两头尖的篆书。”陈传席教授称。
上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戴小京(《书法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认为：“宋高宗与米友仁是一殿君臣，在此卷中有米友仁题字：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书。要知道米友仁因精于鉴赏而被任命为御用鉴定师。文献记载，高宗每得法书、名画，命之鉴定题跋于后，或谓一时附会帝意，画颇未佳而题识甚真者。如果米定为隋贤，高宗不会在卷首书晋墨，如果高宗已题晋墨于首，附会迎合帝意的米友仁断不敢再定为‘隋贤’。
“嘉德版本的《出师颂》在历史上出现在明朝，当时过眼之人没有晋墨的记载，而在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时出现了‘晋墨’的记载。可见晋墨是明朝人加上去的。那么为什么又伪造了高宗押记，与御府图书之宋高宗收藏印？目的何在？真是个谜。”
只有一人说是索靖写的
既然作品本身已无西晋作品的依据，只有从历史记载中寻找了。记者采访了众多专家，他们的基本看法与嘉德在两点上是一致的：这一版本的确是从清宫流传出来的，乾隆的题记是真的，因为清代与民国对于这一版本均有照片或印石，特别是乾隆三希堂法帖。
大家都认为《宣和书谱》中首次记录了《出师颂》是索靖的作品，其他三种索靖法帖是《月仪帖》、《急就章》和《七月帖》，但这仍是宋徽宗的个人观点，并未成为公论。这一被称为宣和版的《出师颂》，上面有宋徽宗泥金题鉴，注明是西晋大司马索靖《出师颂》，目前下落不明。
当然也有人提出为何西晋至北宋近千年不见有《出师颂》记录，于是怀疑此帖乃宋人所造。
但嘉德拍的这一版本并不是《宣和书谱》中的版本。
记者找到了目前惟一认定此帖是索靖真迹的嘉德书画部负责人拓晓堂。拓仍认为自己的说法不是孤证，而是有据的。他说：“我们这一版本虽然不是宣和本，但是史称绍兴版本，后人多次叫屈，认为比宣和本更好，安仪周《墨缘汇观》认为要放在陆机《平复帖》前面，张丑更是说《平复帖》与《出师颂》一望便知不是中古之人。王世贞也这么说。
“还有乾隆两次御题，第一次认为米友仁说的是对的，第二次题时拿到了一件同样的本子，什么本子呢，就是宣和本，乾隆一比较，觉得宣和本是双钩，没这个版本好，又摹写了这个版本，觉得更好了，就说前语之误，也就是说米友仁说不对，应该是索靖写的。”
记者找到了安仪周的《墨缘汇观》，发现原文褒扬之句皆抄自王世贞的题跋，原文如下：
“(前文记载见到了宣和版)今年秋家弟敬美新购得一卷，共大小行模相仿而结构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印……米友仁鉴定为隋贤，遂入绍兴府内，余窃以为二迹皆自幼安(索靖字)临出特绍兴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者当小次耳，小米不能别遂以隋贤目之……”
此文虽有晋书的推测，却并没有说是索靖写的，反而认为都是摹自索靖的，并非索靖真迹。张丑也并没有说此书是索靖书。“敬美是王世贞的弟弟，弟弟拿到卷子，哥哥吹捧一下，是中国文人特点，这些文字随意性极大，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何况可疑的是王世贞自称看到的宣和本已是旧得字迹不可分辨，而绍兴版墨色如新，纸寿千年，能不疑乎？”戴小京指出，拓晓堂所说的乾隆两次御题完全是偷换概念，把意思全弄倒了。他特意把原文找出来，一句一句向记者解释：“第一次题：‘史孝山出师颂见阁帖中者或谓索靖书或且谓萧子云书，皆作章草，此卷米元晖定为隋贤当以其淳古有意外趣去幼安未远，唐人即高至虞世南未免束于绳捡故不办此耳。’
“意思是《出师颂》在北宋淳化阁帖中可以看到，有说是索靖写的有说是萧子云写的，都作章草，(这里指的是淳化阁帖中的版本而不是指嘉德的版)这一卷，米友仁认为是隋贤，依据是淳古有意外趣，离西晋不远，数百年的差距，唐朝的高人即使是虞世南、褚遂良，往往拘于绳法，也不能写成这样。(晋人的书法往往讲究意态不讲究布局与结构，显得潇洒。)
“第二次题：‘此卷为石渠宝笈续入上等，曾题后摹刻三希堂帖中今复得一卷与此正同而墨气笔意似出双钩第跋字较此又似稍佳目定彼为次等，至阁帖虽有索靖章草，并非《出师颂》，兹以几暇临摹乃知前所识语之误因并记之。’意为此卷清石渠宝笈收了题为上等作品，曾刻成三希堂帖，现在我又得到了一卷，文字是一样的，但是笔气好像是双钩后填墨的，题跋比这本好像还要好一点，就定新的一本为次等，后来又翻了淳化阁发现索靖的作品虽然有，但不是《出师颂》。又抽空临摹了这卷，知道上一次题错了，记下。
“乾隆的意思很清楚，发现自己上次题错了，自己临了一下，好像没以前说得那么好，(虞等写不出来)所以含蓄地说自己写错了。根本没有什么否定米友仁认同是索靖的意思。
“而且所谓新帖肯定不是宣和本，因为如果是宣和本，有宋徽宗印，有董其昌的题字，乾隆肯定会大书特书刻入三希堂，因为乾隆自认风雅，最想学的就是宋徽宗，有宋徽宗题的，他全部收。
“这说明在乾隆时就有两个版本，加上宋的两个版本，又加上米友仁所见另一版本，与索靖有点临摹关系的就有五本之多。”
记者同时在1927年民国时期的《湖社月刊》上发现嘉德这一卷照片曾被刊出，题为“隋史孝山《出师颂》”。而在《申报》1922年8月10日上有出卖索靖《出师颂》一卷真迹，可见民国时版本也不止一个。
至此记者发现，所谓索靖惟一真迹的说法，上下千年，出处来源只有一个嘉德拍卖行。而惟一一个坚持此说的人是拓晓堂。
而嘉德仍给自己留了后路，在通讯内页曾写上晋隋间手写本，而在6年前残卷介绍时写的是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