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略论钱大昕文字学研究
书法家：钱大昕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五、解释《说文解字》中的“经典未见之字”
16、今世所行九经，乃汉魏晋儒一家之学，叔重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讲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故即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 ”即“括囊”之“括”，……又如“滭沷”即“觱發”之异文，……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决择。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答问八》）
按：以《说文》与经典互勘，可以发现《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见于经典者颇多，而经典相承之字不见于《说文》者亦颇不少。据钱氏所言，《说文》之字即经典中通行字，其不见于经典，是因为今之经典多后世异文。今经典所有而不见于《说文》者，《说文》中必有一字以当之。钱氏共钩稽了322个这样的例子，博引经史，明辨假借，分别正俗，充分显示了其学识之渊深及对《说文》研究之深入。“在所举322个例子中，每对字都有形体、意义、发音上的联系。这些对应的字，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繁简字、古今字、异体字、联绵词等。因此，钱大昕在文字学方面是有其一定贡献的。”9钱氏之后，薛传钧、陈寿祺、郭庆藩、俞樾、承培元等踵继其后，蔚为大观，使钱氏所开创的这一研究成为清代《说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六、对《说文解字》的校刊
17、《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声，下也。一曰民声。”案氐与民音义俱别，依许祭酒例，当重出 ，云“或作 ，民声。”今附于昏下，疑非许氏本文。顷读戴侗《六书故》云：唐本《说文》从民省。徐本从氐省。又引晁说之云：因唐讳“民”，改为氐也。然则《说文》元是 字，从日，民声。唐本以避讳减一笔，故云“从民省”。徐氏误认为氐省。“氐，下”之训，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辄增 字，仍附民声于下。其非许元文信矣。案汉隶字原 皆从民，……民者，冥也。与日冥之训相协。……则昏之为避讳省笔无疑。谓从氐省者，浅人穿凿傅会之说耳。（《十·昏当从唐本说文作 》）
按：段玉裁在“昏”字下注曰：“字从氐省为会意，绝非从民声为形声也。盖隶书淆乱，乃有从民作 者。素皆遵用。……凡全书内昏声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讹也。”段氏与钱氏正好相反，二者孰是孰非？考之汉碑，“昏”多作“ ”。如《尹宙碑》、《孙叔敖碑》、《孔宙碑》等，昏字以及昏旁皆作“ ”。丁福保在《说文解字诂林·后序》中也说：“试观唐显庆前之魏碑，凡 皆作 ，显庆后之唐碑，因避讳皆作 。可知篡改《说文》亦在中唐以后。”这些足以证明段玉裁的武断和钱大昕的允当。前人对《六书故》评价不高，钱氏这一发现揭示了《六书故》在保存唐本《说文》上的价值。另外，钱氏之所以有此发现，是与他对避讳的精神研究分不开的。《十驾斋养新录》中就有《避讳改郡县名》、《文人避家讳》等十余篇谈到了避讳。关于钱大昕在避讳学上的地位，虞万里先生说：“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当今奉为避讳学之圭臬。……《举例》主要是归纳钱氏《考异》中的笔讳论述而成。”10
18、汉时隶书多不正，啄琢本取 声，而误从豕； 本豕声，而误从 。若娄机所举《韩敕碑》、《张公神碑》、《杨著碑阴》、《刘宽碑阴》，“涿”字皆从豕，亦以豕为 之证也，故特于此辨之。以彘代豕，恐与 相混，后人妄改 为豕，而其义晦矣。（《潜·答问八》）
按：钱氏引碑刻以证《说文》的方法很值得重视。钱大昕对金石、碑刻、钟鼎是十分重视的，《潜研堂文集》中就有《跋石刻铺叙》、《跋金石文字记》等文，又曾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凡二十卷三十万字，辨别小学，考证史事。“自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今人多推为首倡，奉为科条。其实，《跋尾》之作，虽无其名却已有其实。”11七、指出《说文》本有之字字义变化的一个特殊途径俗借为它用
19、《说文》本有之字，世俗借为它用者，如“扮，握也，读若粉”，今人读布患切，以为“打扮”字；“赈，富也”，今借为“振给”字；“俺，大也”，于业切，今借为自称之词；“靠，相违也”，今借为“依倚”之义；“挨，击背也”，今借为“忍痛”义，又借为“比附义”；“缎，履后帖也”，本与“ ”同，今借为“紬段”字；“赶，举尾走也”，今借为“追逐”义。（《十·说文本字俗借为它用》）
按：钱大昕虽斥俗字为“妄诞可笑”（见下），但对于字的俗借变化和俗词语却颇有研究。这一则中，钱氏钩稽了《说文》中8个“世俗借为它用”的字，通过本义与今义的比较，确立了“约定俗成”在字义演变中的作用。这一点远胜于段玉裁。段氏在“振”下曰：“凡振济当作此字，俗作赈，非也。”在“走”下曰：“今俗谓走徐趋疾者，非。”关于俗语词的研究，钱氏撰有《恒言录》一书。
八、论述了《说文解字系传》、《龙龛手鉴》等字书的有关情况
20、大徐本用孙愐反切。此本则用朱翱反切，音与孙愐同而切字多异，孙愐类隔者，皆易以音和。翱与小徐同为秘书省校书郎，姓名之上皆系以臣字，当亦南唐人也。弟一字下注云：“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此反切皆后人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此数语当出于翱，今系于臣锴注之下，似失之矣。（《潜·跋徐氏说文系传》）
按：今人研究《说文解字系传》，认为除切语为朱翱所作以外，其余均为徐锴所为，钱氏此论，可备一说。
21、契丹僧行均《龙龛手鉴》四卷，予所见者影宋钞本，前有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炬序，题云“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即宋太宗至道三年也。书中于“完”字阙末一笔，知是南宋所钞。晁氏、马氏载此书名《龙龛手镜》，今改“镜”为“鉴”，盖宋人避庙讳嫌字，如石镜县改曰石照矣。注中所引有《旧藏》、《新藏》、《随文》、《随函》、《江西随函》诸名。又引《应法师音》、《郭逡音》、《琳法师说》。予考之《宋艺文志》，有可洪《藏经音义随函》三十卷，未知其为江西与西川也。僧玄应有《一切经音义》十五卷，其即应法师乎？（《十·龙龛手鉴》）
按：《龙龛手鉴》，“原名《龙龛手镜》，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改镜为鉴。”12（P194）钱氏所论今已人所共知。另外，对于《龙龛手鉴》与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慧琳音义》的关系，钱氏虽然存疑，但对后人却多有启发。如潘重规在《〈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中即把钱氏之“未定之论”定伪确论：“据钱大昕诸人考索，应法师当即玄应，琳法师当即慧琳，……由此可知《龙龛手鉴》所引诸家音义，都是宋以前的写本。”13徐时仪也说：“行均在书中引用了《慧琳音义》，故当亦见到了《慧琳音义》。”14（P12）九、指出了宋代文字学的两个特征不讲六书和多俗字
22、王伯厚引王去非云：“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从孝字。”又引慈湖、蒙斋说：“古孝字只是学字。”案古文“学”作“ ”，“ ”从“爻”，“孝”从“老”，判然两字，岂可傅会为一？宋人不讲六书，故有此谬说。（《十·宋人不讲六书》）
按：这一则指出了王安石《字说》给宋代文字学带来的不良影响。钱氏对王安石是颇有微辞的，如“安石平生好为大言欺当世，一旦得君，欲去旧臣及异己者……”（《潜·王安石论》）和“安石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岂可以其小有才耳末减其狂惑丧心之大恶哉”（《十·王安石狂妄》）。但对于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却全力为之揩去：“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见《周礼·大司徒疏》，欧阳守道谓二语本之王安石《字说》，非六书本义。宋儒不读《注》《疏》，其陋如此。”（《十·忠恕》）寥寥数语，显示了钱大昕的博学与批评之允正。
23、《履斋示儿编》云：“诚斋先生杨公考校湖南漕试，同僚有取《易》义为魁，先生见卷子上书‘尽’字作‘上尺下二’，必欲摈斥，考官力争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传以为场屋取得个“尺二”秀才，则吾辈将胡颜。’竟黜之。”《龙龛手鉴》多收鄙俗之字，如上不下少为多、上不下长为矮、甭为弃、上不下明为暗、歪为苦乖反、孬为乌怪反、上大下衣为宽，皆妄诞可笑，大约俗僧所为耳。（《十·宋时俗字》）
按：唐、五代和宋代盛行俗字，写本经卷俗字更多，《龙龛手鉴》就是根据当时写本经卷编纂而成的一部字书，是备读写本时查考之用的。15钱氏指出了《龙龛手鉴》俗字多这一特点，同时还指出了俗字产生的一个途径手写讹误。毋庸讳言，钱大昕的文字学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因尊信《说文》太过而对其他文字学著作评价过低。今天看来，可补摘其瑕疵如次：
1、郭忠恕《汉简》，谈古文者奉为金科玉律，以予观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于《说文》：或取《说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书以实之，其它偏旁诡异不合《说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跋·汉简》）
按：近几十年来，由于大批战国文字从地下发掘出来，人们对《汉简》有了新的认识。如李学勤就说：“近年不少东周文字的发现，其中不少字形均能从《汉简》中获得印证，因之今天对《汉简》有重加估价的必要。”16（P365）
2、自沙门行均《龙龛手鉴》出，以意分部，依四声为次，平声九十七部，上声六十部，去声二十六部，入声五十七部，始“金”终“不”，以杂部殿焉。……“甭”、“孬”，本里俗之妄谈；……悉鱼豕之讹字，而皆繁征博引，污我简编，指事形声之法，扫地尽矣。（《潜·跋龙龛手鉴》）按：清代文字学家对《龙龛手鉴》评价甚低，是由于不明白《龙龛手鉴》的编纂背景和编写目的。据潘重规研究，《龙龛手鉴》是为读写本佛经经典而作的字书，俗字多和以意分部正是其特点和价值所在。17
但这些丝毫无损于钱大昕在文字学研究领域应有的崇高地位。本文开头我们说过，清代文字学尤其是《说文》学的研究风气始于乾隆中期，钱大昕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几位著名学者之一，从以上对其文字学研究的钩稽评论来看，钱氏在文字学方面的成绩和影响都是巨大的。《说文》四大家中，段玉裁对钱大昕自称“后学”（《潜研堂文集序》），朱骏声则是钱大昕的受业弟子，从钱氏问学多年，其《说文通训定声》深受钱大昕影响，18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嘉庆、道光两朝《说文》学的高峰耸峙是与钱氏对《说文》的重视和精深研究分不开的，在文字学和《说文》学史上不可没有钱大昕的崇高地位。
参考文献：
12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姚孝遂. 许慎与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许 征. 说文连篆读述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2）：47-49。
51011虞万里. 从十驾斋说到钱大昕及其全集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3）：64-69.
678陆宗达. 说文“读若”的训诂意义A. 王问渔.训诂学的研究与应用C.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251-269.
9阎崇东. 钱氏兄弟与说文解字A. 顾吉辰.钱大昕研究C.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302-312.
12何九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131517潘重规. 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A.项楚、张涌泉.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学卷（1）C.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401-410.
14徐时仪. 慧琳音义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15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8吕友仁. 试论钱大昕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影响A. 顾吉辰.钱大昕研究C.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313-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