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略论钱大昕文字学研究
书法家：钱大昕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学识渊博，功底深厚，是乾嘉学派的巨子，吴派学者的卓越代表，在当时就负有盛誉。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先生学究天人，博览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钱大昕一生著述宏富，擅名者如《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潜研堂文集》凡五十卷，是钱大昕一生治学所得的集大成之作。段玉裁在《潜研堂文集序》中誉之曰：“其传而能久，久而愈著……”《十驾斋养新录》并《余录》凡二十三卷，是钱氏的随笔札记，内容涉及经学、小学、史学等诸多领域，考镜源流，匡辨伪讹，皆精确中正之论。阮元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赞之曰：“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不少精彩论断被后人奉为圭臬，如“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已成古音学上不刊之论。两书有不少地方论及了文字学，尤其是《说文解字》，是研究文字学的重要史料，正如胡朴安所说：“虽所记不多，而颇多重要之处。”1（P390）但这些“重要之处”在钱大昕本人的史学、古音学（主要是古声纽）和《说文》四大家的笼罩下，多为人忽略。
我们知道，清代文字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文》学，研究《说文》的风气始于乾隆中期，这和当时古音学、训诂学的兴旺发达有密切关系。钱大昕就是《说文》研究的倡导者之一。钱氏在古音学、训诂学上均有精深造诣，这使他在《说文》学上的成就也甚为可观。但他自己却很谦虚，他在《答孙渊如书》中说：“仆中岁而读《说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过后辄忘，坐是不能成一家之言……”除了《说文》，文字学的其他方面也多有论及，这些都是文字学的重要史料，现析之如下：
一、指出了《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字在传统语文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自古文不传于后世，士大夫所赖以考见六书之源流者，独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潜·跋说文解字》）
2、三代古文奇字，其详不可得闻，赖有许叔重之书，犹存其略。（《潜·跋汉简》）
按：这两则指出了《说文》在保存和研究古文字上的重大价值。甲骨文出土之前，“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说文》是保存古文字较多的一个“宝库”，钱大昕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引起当时人们对《说文》的重视及嘉庆后《说文》研究高峰的到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时至今日，《说文》仍是我们上探甲金下推隶楷之津梁。
3、声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声音，则当以文字为定。（《潜·小学考序》）
4、古人之意不传，而文字古今不异，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同上）
按：“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这两则指出了文字在“因声求义”中的基础地位。我们知道，“因声求义”是清人研究词义的一个法宝，也是清人训诂成就远迈前人的关键所在，但要探求古音，文字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如文字的谐声系统。段玉裁在《王怀祖广雅注序》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二、补《许慎传》之漏略
5、《儒林许慎传》太疏略。叙其历官，但云“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说文·自序》云：“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说文》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岁也。其子冲于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上书，称“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又云“今慎已病”，则太尉南阁祭酒乃其所终之官也。《说文》引汉人说皆直称其名，唯贾逵称“贾侍中”而不名。冲上书云：“慎本从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是慎为贾逵弟子无疑。汉儒最重师承，而史略不及之，此其疏也。考《贾逵传》：“永元三年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骑都尉，十三年卒。是慎撰《说文》时逵尚无恙，其为太尉南阁祭酒亦当在永元时。……”（十·许慎传漏略）
按：有清一代，《说文》研究的辉煌是多方面的，在这一则里，钱大昕搜讨旧籍，对许慎生平做了不少考订工作，在许慎生平研究上是较早的一个。钱氏之后，多有嗣响，如陶方琦《许君年表考》、严可均《许君事迹考》、诸可宝《许君疑年录》等等。不过遗憾的事，由于史料不足，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
三、评论二徐功绩与不足
6、六书之学，古人所谓小学也。唐时国子监有书学，《说文》、《字林》诸书，生徒分年诵习。自宋儒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而书学遂废。《说文》所以仅存者，实赖徐氏昆弟刊校之力，而大徐流布尤广。（《潜·说文新附考序》）
7、铉等虽工篆书，至于形声相从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说。……其它增入会意之训，大办穿凿附会，王荆公《字说》盖滥觞于此。（《潜·跋说文解字》）
8、《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声相从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声，今人所云叠韵也，或取相近之声，今人所云双声也。二徐校刊《说文》，既不审古音之异于今音，而于相近之声全然不晓，故于“从某某声”之语妄有刊落。然小徐犹疑而未尽改，大徐则毅然去之，其诬妄较乃弟尤甚。（《十·二徐私改谐声字》）
按：以上三则既指出了二徐在保存、刊校《说文》上的巨大贡献，又指出了二徐之不足：不审古音，妄解形声为会意，受其影响，王安石作《字说》，牵合附会，影响甚坏！同时还评论了二徐之短长：徐铉诬妄甚于徐锴。陈銮《重刊影宋本说文系传序》曰：“鼎臣于许氏本文，有难晓处，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本独否。盖谐声、读若之字，锴多于铉，学者可由锴书以达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钱氏以上所论，正如胡朴安所言：“今日人人所共知者，在当日虽非钱氏一人之发现，而未有言之如之明晰也。”2
四、发明《说文解字》之义例
9、古人著书举一可以反三，故文简而义无不该，故即许氏《说文》言之。木东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则土为中央之行可知也。咸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皆举一二以见例，非有遗漏也。（《十·说文举一反三之例》）
按：这一则，钱氏运用类推的方法揭示了《说文》中的“举一反三”之例，对于后学读、校《说文》都大有裨益。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多次提到并运用这一义例。如在“咸”字下注曰：“酸、苦、辛、甘下不著某方之味，此著之者，错见也。”在“貉，北方貉”下注曰：“此与西方羌从羊，北方狄从犬，南方蛮从虫，东南闽越从虫，东方夷从大，参合观之。……貂、貉而篆各本在豻篆之后，貆貍篆之前，今以虫部之蛮、闽次于以虫为象之末，犬部之狄次于犬末，羊部之羌次于羊末，人部之侥次于人末，大部夷字次于大末，以类求之，移易次此，必有合乎古本矣。”二人之见，可谓合若符契。
10、读古人书，先须寻其义例，乃能变其句读，非可妄议。如此文本云“参商，星也”，参商二字连文，以证“参”之从晶，本为星名，非以商训参。承上篆文“参”，故注不重出。《说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极多。（《潜·答问八》）
11、许君因文解义，或当叠正文者即承上篆文连读，如“昧爽旦明也”、“肸响布也”……皆承篆文为句；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当连上篆读；……今本《说文》“苋”字下云“苋菜也”，此校书者所添，非许意也。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十·说文连上篆字为句》）
按：对于《说文》是否承篆文为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钱氏的“连上篆字为句”，二是认为《说文》无连篆读例，所谓连篆读皆浅人误删而造成脱文，不得已才连篆读，以王筠、段玉裁为代表。王筠在《说文释例》卷十二中说：“陋儒之删《说文》也，每删连语之上一字，而连篆读之。”段玉裁在“苋，苋菜”下说：“菜上苋字乃复写隶字删之仅存者也。”对于此二说，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但大多学者倾向于钱大昕的说法。如段玉裁曰：“叀専，小谨也。转写讹専，而以为复举未删之字误加寸。”徐承庆在《说文解字注匡缪》中批评段氏是“以意说为得理”，“按原文连篆文读云：叀叀，小谨也。转写讹専，而以为复举未删之字误加寸。”胡朴安、姚孝遂均认为“连篆读”是钱氏的一大发明，姚先生还把“连篆读”定为《说文》的基本条例之一。3（P14）
许征在《〈说文〉连篆读述评》中对“连篆字为句”是钱氏的一大发明提出了质疑。文中提到了《雪桥诗话》中的一则记载：“仁和吴西林颖芳……其谓今本《说文》取一字为篆书，而细书其说为注。其实许氏原文上下相连，皆当作大书，如‘鹂黄’为‘仓庚’之名，后人不知，乃误读‘黄仓庚’。后来段、王诸家，故当推为先导。”吴颖芳生于1702年，死于1781年，而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作于嘉庆四年（1799），此时吴颖芳已经去世18年矣！许征据此认为“连上篆字为句”乃吴氏所发明，钱氏可能受其影响。4我们不同意许先生的看法。一、如上所引，“连篆读”最早不是见于《十驾斋养新录》，而是见于《潜研堂文集》。据虞万里先生考证，“钱氏一生的书斋名字依次是潜研堂、孱守斋、十驾斋，或为同一室之异名，或为不同斋室之名。”5潜研堂是最早的一个书斋名。且钱氏也自言“中岁而读《说文》”，可见“连篆读”并非晚年所提出。二、钱氏一生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从不掠人之美。他曾说：“生平考辨，往往有暗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贻雷同之诮。”（《十·苏东坡诗》）由此可知，“连上篆字为句”为钱氏一大发明实为不虚。钱氏这种实事求是、不掠人美的为学与为人之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代学人深思。
12、汉人言“读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说文》言之，……“珣”读若“宣”，《尔雅》“璧大六寸谓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说文》又有云“读与某同”者，……“雀”读与“爵”同，……今经典“鸟雀”字多用“爵”，……以是推之，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某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期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古同音假借说》）
13、“褫，夺衣也，读若池。”案《说文》无“池”字，当为“拕”。《易》“终朝三褫之”，郑康成本“褫”作“拕”。《淮南·人间训》秦牛缺遇盗，“拕其衣被”，高诱《注》：“拕，夺也。”许君读若之字皆经典通用字，“拕”“夺”声亦相近。（《十·说文校讹字》） 按：“读若”是《说文》的一个重要条例。对“读若”的系统研究是从清代开始的，可分两派：一派以段玉裁为代表，认为许慎的意图很单纯，“读若”就是为说明读音，是一种普通的直音方法。他在《说文解字注》中曰：“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亦言‘读曰’，‘读若’亦言‘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另一派以钱大昕、王筠、洪颐瑄、张行孚为代表，其观点大致如钱氏所言，王、洪、张对钱氏略有发展。张行孚在《说文发疑》中写了两篇《说文读若例》，对此派观点进行了全面总结：“《说文》‘读若’实可为经典假借之例，与经典‘读若’近拟其音者不同。……盖古人小学之书，虽为文字而作，实以证明经典，故于经典假借之用假借字者，每于本字下申明之。”陆宗达先生对此评论道：“张行孚分析了《说文》中大量的‘读若’，得出的结论基本是正确的，他对许慎这样作‘读若’的原因，解释为‘实以证明经典’，也是很有说服力的。”6陆先生还说：“《说文》的‘读若’相当一部分是与经典用字相关的。归纳钱、王、洪、张诸家的具体分析，加上近人新的发掘，统计下来，这类‘读若’大约占72%左右。”7可见钱氏的“许君‘读若’皆经典通用字”的结论大体是正确的，只不过略过绝对罢了！
14、《说文》读若之例，或取正音，或取转音。“楈”，“胥”声，而读若“芟刈”之“芟”；……皆古音相转之例。自韵书出，分部渐密，有不及两守者，则诧以为异矣。（《十·说文读若之字或取转声》）
按：关于这一则的价值，陆宗达先生说：“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四中论及‘《说文》读若之字或取转声’时，举了二十个例子说明《说文》的‘读若’有些并不专明本音。还表示音变后的字音。这些材料对训诂学的因声求义，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提示作用。”8可见钱氏这一发现的价值是巨大的，钱氏之所以有此发现，是与其对古音学和经籍的精熟分不开的。
15、《说文序》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春秋》左氏，皆古文也。”乃有同称一经而文异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诗》“桃之夭夭”又作“桃之妖妖”……盖汉儒虽同习一家，而师读相承，文字无不互异，如《周礼》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三家，与故书读法各异，而文字因以改变，此其证也。（《十·说文引经异文》）
按：“引经异文”是钱氏研治《说文》的又一大发现。正如钱氏所言：“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答问八》）许慎传古文经学，但不像当时某些经学家那样门户森严，对于今文经学，凡是有可佐证解说文字的，许氏皆不排斥而加以引用。这一则就说明了这种情况。钱大昕之后，对“《说文》引经”有所用心的有段玉裁、吴玉搢（《说文引经考》）、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高翔麟（《说文经典异字释》）等。如段玉裁在“稘”字下注曰：“曷为自言称《书》孔氏古文而从今文说也？古文、今文家标目皆非孔氏所题，皆学之者为之说耳，说则可择善而从，无足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