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兰亭序
书法家：阮元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一、清代中期以前的兰亭观
东晋永和九年（353）暮春之初，王羲之等42位佳士良朋在绍兴兰亭饮酒赋诗，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王羲之即兴而作的《兰亭序》从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名作经典，并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人们对其抚掌称善，成为书法史上帖学一脉书家的重要师法对象。
关于《兰亭序》的记载，始见于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讲述了“萧翼赚兰亭”的故事，从此广为流传。《兰亭序》征入内府后，因原迹仅为皇上及近臣数人得观，所以唐太宗命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于是民间的各种摹本、临本、刻本不断涌现。由于唐太宗的喜爱，初唐书坛崇王之风盛行，一时人们学习行书都以标榜王羲之为荣。孙过庭《书谱》称《兰亭序》为“真行绝致者也”，可见唐代书家的敬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真正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兰亭序》的，当始于宋代，因为宋代掀起了刻帖的高潮，《兰亭序》刻本数以百计，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鉴于这种形势，学者们开始对《兰亭序》的版本钩沉探赜，桑世昌的《兰亭考》便详尽地考证了《兰亭序》的各种版本及其著录、流传情况。人们也开始对《昭明文选》不收《兰亭序》文、《淳化阁帖》不刻《兰亭序》帖作过许多推测，陈谦云“感事兴怀大悲，萧统所不取”，陈虚中云“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陈正敏云“丝竹管絃亦重复”，欧阳修认为《淳化阁帖》所选均是内府真迹，“然独《兰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传”，他们对《兰亭序》深信不疑，没有一人对其是否为王羲之所书表示过怀疑。宋代书家崇尚《兰亭序》的风气也极为盛行，苏轼、黄庭坚、米芾无不浸淫于此，《兰亭考》卷九载黄庭坚自语：
山谷游荆州，得古本《兰亭》爱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笔意，作小楷日进，曰：他日当有知我者。
元代的《兰亭序》刻本虽不多见，但前代的各种版本流传有绪。元代书家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对此多推崇备至，赵氏更是心慕手追，他一生临习有数百本之多，且一跋再跋，在《兰亭十三跋》的第六跋中，他说：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
明代书家对《兰亭》的态度依然如故，80岁的文徵明怀着崇敬的心情写有《重修兰亭记》，董其昌钟情《兰亭序》，一生也多次临写，他甚至认为各种搨本都好：
《兰亭》无下榻，谓其真迹既奇绝，摹刻虽失真，亦各有所近，如得肉得骨之论。
对于《兰亭序》的推崇，自唐以来一直到清初几无异言，虽对其版本颇多聚讼，对其艺术价值则没有否定，而对其审美标准也成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定式，千百年来人们的兰亭观却如此惊人的一致，人们奉《兰亭序》为书法圭皋，从中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技巧、领会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并从此延伸和演绎出若干支脉，就连清初开碑学思想之先的傅山谈起它也无比激动：
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都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儓之奴。
书家们之于《兰亭序》，是出于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敬心理，这种观点直到清代初期才略有私下的改变，以郑簠、金农等前碑派的实践为前提，金农虽在乾隆元年有鲁中杂诗：“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但他在刻《冬心先生续集》时却未予公开。可见对于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的反叛在当时并未白日化，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王羲之的崇拜在逐渐减弱，对《兰亭序》的热情在逐渐淡化，至于《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仍无一人提出疑义。
二、从阮元的题跋考察其兰亭观
1965年5月21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否定王羲之书《兰亭序》的可能，引起了书法界的震动，一场“兰亭论辨”揭开了序幕。否定方除郭沫若外，有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肯定方有高二适、章士钊、严北溟、唐风、商承祚等，其后的几十年中，不断有学者从多学科、多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兰亭序》的聚讼一直没有停止。章士钊说：“《兰亭》为吾国古书剧迹，千余年来，人无间言，独至清末，有广东书家李文田提出异议。”郭沫若在文中支持了李文田的观点，于是今人多将李文田视为否定《兰亭序》的第一人，其实在李文田之前的阮元早就提出疑义。
阮元（1764—1849），初字梁伯、后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节性老人、颐性老人、怡志老人、北湖跛叟等。江苏扬州人，籍贯仪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阮元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著有《揅经室集》。
阮元《揅经室集》中收有一则题跋，开始公开明确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
此砖（指晋永和泰元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
其后，阮元《揅经室续集》中又收有一则题跋：
王著所摹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决不相类耶？
此外，甘熙在《白下琐言》卷三第四十六则中又有记载：
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仲冬，祺仁伯兄摄宝应学篆，过扬州，于市上得晋砖一块，其文曰：“永和右军”四字，在篆隶之间。时仪征阮公总督云贵，同里汪梧山刺史选授鹤庆州篆。家大人以拓本从汪刺史寄呈于公，为跋一则，由滇寄还。跋曰：“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改钩、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予屡曰学者当得古人之益而不为古人所愚，此类是也。阮公所论，真发前人所未发者。
此跋在阮元《揅经室集》中未载，因《揅经室集》刻成于道光三年（1823），而此跋题于道光六至十年阮元任云贵总督期间。
阮元否定唐太宗所得《兰亭序帖》的原本是王羲之所书，依据只有一个晋砖。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应与同时代的砖文风格一致，即认为王字应有隶意。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判断，这种立论显然是极不科学的，其实他所找的这种参照物就其本身而言就不具有可类比性，虽然一个人的风格或多或少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也受其特殊性的局限。郭沫若用东晋墓志作参照物与阮元用晋砖作参照物如出一辙，以下层工匠的字与上层文人士大夫的字相比较，其结论是必然要大打折扣的，再说“铭石书”和“稿书”又不属同一类，本不能类比，更何况是作为书法大师的王羲之，在书体演变的关节点所创的一种“新体”，具有更大的特殊性，这是八砖吟馆主人阮元独锺晋砖而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不是不懂书体的流变，他在《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就论述得相当精辟，但与前论自相矛盾，他的这段话正好可以用来驳倒他自己的论点：
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
既然他承认王氏的“新体”当时仅在王、谢门中和士大夫阶层传递，民间并未流行，那么造砖人带有隶意的“旧体”何以能与王羲之完全舍弃隶意的“新体”相提并论呢？如果说以二王概东晋之书是因《阁帖》所囿，那么反过来阮氏以晋砖概东晋之书便是为“尚碑”所迷。
他在《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中阐述南北派观点时，也留下了与上面同样不攻自破的把柄，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