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兰亭序
书法家：阮元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终唐之世，民间劣俗砖石，今存旧迹，无不与北齐、周、隋相似，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盖民间实未能沿习南派也。
既然民间未沿袭南派，而将属南派的《兰亭序》与属北派的砖石相类比，自然对不上号。
阮元不同于李文田，他虽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但没有否定《兰亭序》文，郭沫若支持李说，竭力否定序文为王氏所撰，认为其中悲观的文辞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认定“《兰亭序》悲得太没有道理”，而阮元在一则跋文中谈到《兰亭序》时，是肯定王羲之当时有这种心情的，他说：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无功，再举进屯泗口。羲之移浩书曰：“区区江左，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莫若退保长江，引咎责躬，与民更始，以救倒悬。若犹以前事为未工，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浩不能从，遂有九年秋七月之败。《兰亭序》作于浩屯泗口之后，败走谯城之前，其忧国之心含于文字之内，非徒悲陈迹也。
三、否定《兰亭序》的思想渊源及其目的
阮元怀疑和否定《兰亭序》的这些想法，是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呢？我们从整个清代的学术背景来考察，是确有其渊源的，并不显得突然，清初考据学的兴起，大批学者钻入了故纸堆，经学一度盛兴，对于经学家的阮元对《兰亭序》提出疑问，这与乾嘉经学的“疑古求真”精神完全合拍，梁启超说：“清学家既教人尊古，又教人以善疑。”况且《兰亭序》历经千年，迷雾重重，让人匪夷所思，既有《昭明》不选、《阁帖》不刻之疑在前，又有王字应存隶意之想，再有金石碑版出土之佐，加上职业考据之癖，这种怀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书法界来看，清初以后人们渐渐减弱了对《兰亭序》的迷信，金农已有不学二王学民间的思想，并从他的实践中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对阮元否定《兰亭序》有着潜在的影响。清代学术的大环境和书法界的小环境都无不在往着一个方向发展，二王权威地位的削减是迟早的事，阮元的思想是顺应潮流的，他既是潮流中人，又在领导潮流。说他领导潮流，是因为他有发前人所未发之思想，使得他的理论能够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并加速了碑学的发展进程，但他这一切都并没有逆潮流而行。
既然阮元不是突发奇想，那么在他那个时代有没有人有这种思想抑或是闪念呢？他究竟有没有在学术交游中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读一读汪中《述学》中的一段话：
吾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学。文学语编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
看来赵魏也对王书产生过怀疑，我们必须先弄清赵魏是何许人也：
赵魏（1746—1825），字恪生，号晋斋，人称赵文学，浙江仁和人。曾于乾隆六十年约至嘉庆二年（1795—1797—）在阮元幕府助其校订《山左金石志》、《七经孟子考文》，并辑《两浙金石志》等。赵魏长阮元18岁，入阮元幕府时49岁，时阮元32岁，仅靠年龄是不能说明谁影响谁的。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赵魏对江德量讲这段话的最低下限，必在江德量的卒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前，此前赵魏尚未入阮元幕府，赵魏不可能受阮元影响，赵魏在乾隆六十年（1795）入阮元幕府后，很有可能与阮元谈及过此事，应该肯定阮元或受赵魏影响，或与其观点一致，至少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阮元一人。赵魏虽略早于阮元认为王字应存隶意，但他怀疑的不在原迹是否为王羲之所书，而是怀疑行世的各种刻本“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即使说阮元受其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认为阮元是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的第一人。
此外，阮元本人又精通校勘学，对于古籍版本的真伪、优劣有精深的研究，对《兰亭序》原本的怀疑和对摹本的苛求自然出于他的职业敏感。尽管如此，他对《兰亭序》的版本仍有混淆不清之嫌。
关于《兰亭序》的版本，自古以来虽多聚讼，但基本已清晰，历史上对《神龙本》曾有《唐摹兰亭》、《冯摹兰亭》、《神龙半印》、《褚摹兰亭》等多种异名，今人所谓《神龙本》其实和阮元所谓《神龙本》不是指的同一个本子，今人通常所谓《神龙本》是指兰亭八柱本的第三本冯承素摹本(有神龙半印)，而阮元所谓《神龙本》非指八柱第三的冯摹，也非指八柱第二的褚临（因此本无神龙半印，不能称为神龙本），而是指《秘阁本》（即《神龙伪印本》），但实际上说的是王文惠家藏黄绢本，阮元多次提及“率更之《定武》、登善之《神龙》”，这是清人的普遍说法，清初陈奕禧（1648—1709）就有“《定武》欧摹、《神龙》褚摹”的说法。翁方纲（1733—1818）在《苏米斋兰亭考》中，除沿袭明以来约定速成地将《定武》视为欧临以外，也错误地将《秘阁本》视为《神龙本》，并归于褚遂良名下。翁方纲是根据米芾“褚本有钩填极肖者，也有随意自运者。”殊不知前者的“褚本”是褚遂良检校本，非褚遂良摹本，《兰亭考》卷五中也引了米友仁一段跋：“唐太宗得《兰亭》，命冯承素、诸葛贞之流双钩模赐左右大臣。昨见一本于苏国老家，后有褚遂良检校字。”翁方纲和阮元所指“虽临王书，全是褚法”的“褚本”，实质上是《王文惠本》（也称《唐绢本》，褚临本中的一种，后有米芾跋。传为褚临本的版本极多，翁方纲将《秘阁本》、《王文惠本》混为一谈）。《王文惠本》虽传为褚临，但不能称为《神龙本》。阮元视翁方纲为师，执弟子礼，且交谊甚深，自然受其影响。阮元的好友梁章钜（1775—1849）也在《退庵随笔》中说：“今世所传《唐绢本》，褚临也，《定武本》，欧临也。”可见他们所谓《神龙》即指王文惠家藏黄绢本。由于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于是欧之《定武》、褚之《神龙》成为清人公认的《兰亭》两大流派。且不论“欧之《定武》”之说是否可靠，实际上“褚之《神龙》”之说已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阮元对于《兰亭序》的观点已经很清晰了，他承认王羲之写过《兰亭序》，而否定唐太宗所得到的是真本，后人所见到的各种拓本都不足为信，各种摹本、临本更是掺入己意，他在《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中写道：
王右军《兰亭修禊诗序》，书于东晋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当时见者已罕，其元本本无钩刻存世者，今《定武》、《神龙》诸本，欧阳率更、褚河南临拓本耳。夫临拓之与元本，必不能尽同者也。观于欧、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欧、褚必不能全同于右军。真《定武》本余惟见商邱陈氏所藏一卷，余皆一翻再翻之本。真《定武》虽欧阳学右军之书，终有欧阳笔法在内，犹《神龙》本之有河南笔法也。
他还有一种无人敢道的想法，认为欧、褚的临本超过王羲之的原本：
《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度化寺碑》（按：应是《化度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
昭陵《禊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于两本之不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于茧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动人，此语无人敢道也。
他首先承认《兰亭》佳，之所以佳，是因为欧、褚临得佳，他这样用欧、褚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只要我们稍动一下脑筋就会发现，他的目的也是为推出北碑而寻找借口，这样，他让我们千百年来一直为之激赏的《兰亭序》一下子变成了北派，我们欣赏《兰亭序》，实际上是在欣赏欧、褚的北派，而非真正的王羲之的南派，于是名正言顺地来动摇王羲之帖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他又将欧阳询、褚遂良列入碑派，为碑派能稳住根基寻找支撑。由此可见阮元在推出碑派时，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他仍以借助“借古开今”为手段，他们不承认王羲之古，而是认为他们不够古，要从王羲之以前的秦砖、汉瓦、魏碑中去寻古；二是他仍要以名家来标榜，尽管前碑派中的郑簠、金农已有不学名家、而学民间的实践，可见在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
可以看出，阮元在否定《兰亭序》时所列举的版本是有选择的，他选择了临本，而没有选择摹本，冯承素摹本历来被视为最接近原本的唐摹善本，双钩填廓的摹本是当时的一种复制技术，故摹搨高手都是职业人员，而非书家，书家的临本（包括传为欧临和褚临，抑或赵临和董临）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特征，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王羲之书法的原貌，用临本来揣度《兰亭序》已隔一层。是不是阮元不知道冯摹本呢，显然不可能，我在考察中发现28岁的阮元在参与编修《石渠宝笈》时就见过冯摹本，他在《石渠随笔》中就记载他亲眼所见冯摹本有神龙半印，可见其选择是带有偏见的用意。
他的兰亭观同他的碑学思想一脉相承，也与他的南北书派观不可分割。尽管阮元否定《兰亭序》的论据很不充分，但他动摇了二王的权威地位，于二王之外另辟新境，在金农等前碑派实践在前的基础上，作为学术界的泰斗从理论上公开予以肯定和支持，并第一次给北碑以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首先影响了他的朋友和学生，钱泳、梁章钜、黄易、何绍基、陈鸿寿等，并逐渐扩散开来，无疑加速了碑学的发展进程，为清代碑学风气的早日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