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神乌傅
书法家：宋开罗
书体：草隶
分类：汉墨迹
年代：西汉
备注说明：汉简牍墨迹作品欣赏
（原载2009年6月10日《书法导报》）
1993年2-4月，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江苏东海县尹湾发掘了六座汉墓，发掘简报刊布于《文物》1996年第8期，撰文介绍了六号墓出土的部分简牍。其中编号114至133的简牍，是一篇存664字的《神乌赋》——简牍“赋”书作“传”。据同墓所出木牍上面的明确纪年，可知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从尹湾汉墓中共出土简牍157件，所载汉字约4万。
赋是两汉文学的代表，但流传于今，据近年整理出版的《全汉赋》，完篇或基本完整的，数不过百。根据这些传世的篇章，研究者将汉赋大别作三，即骚赋、文赋、俳谐体赋。骚赋淡藻扬葩，为楚声之遗绪。文赋抵掌而谈，弥纶群言，被纵横家流风，以客主问答为结构形式，发展为代表了汉赋基本风格的骋辞大赋。赋之宫廷化、文人化，即完成于此。有学者特别指出，“赋在屈原、荀况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在赋史上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赋的文人化与宫廷化了。“划归第三类的作品，似乎只有宫廷赋家王褒的《僮约》和《责鬓髯奴辞》两篇。《僮约》虽然旨在惩戒悍仆，却如同《诗·幽风·七月》，以浅白之语，细述家谱四季劳作，“铺排而出以疏野，特诙诡有奇趣”。今《神乌赋》的发现，却昭示了赋史上的另一面，即赋之宫廷化、文人化的同时，它的远源也并未枯竭，而是一道长流，萦回曲折，绵延至唐；则文人的俳谐体赋，亦其来有自业。
《神乌赋》为叙事体，大致整齐的四言句式，押了大致整齐的韵，文字浅近，很少奇字怪字，不是堆垛之形容与铺排，又化经义为文辞，朴野中见儒雅；由哀怨而愤激，温淳中见风力。雌乌的临终之言，凄清婉切；雄乌德哀哀呼号，沉郁悲凉。置于汉赋中，此篇不算长，却又聘辞大赋所未及的委曲婉转之情节。而叙事繁简得中，全篇以对话为主，声容辞气各肖其身份，更别见声香真色。虽未必特存讽喻，却揭出当日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图景。“亡乌被反，盗反得完”，深悲深怨，“无所告诉”，“鸟兽且相扰，何况人乎”！忿懑且又无奈的悲呼，较之《鹏鸟赋》、《鸮赋》借鸟禽而谈玄，自抒牢落，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当风味广阔。后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特以锋锐之笔，疾言厉辞，揭出腐朽统治之大奸大恶，而《神乌赋》则用幽咽愤悱的叙事体写出前汉由盛而衰之际小民的怨苦，似已开此批判现实之端了。
四言诗体赋，也见于与《神乌赋》大抵同时的文人创作，如扬雄的《逐贫赋》。与他的名篇《甘泉》、《羽猎》、《长杨》雕瞆缛丽、文辞艰深不同，《逐贫赋》中的对答，颇见生动活泼之趣。如此风格之异，正同于王褒的《洞箫赋》与《僮约》之比较。那么，可否设想，骚赋、文赋、俳谐体赋之外，更有一种如《神乌赋》之类的民间俗赋并行于世，且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有识之士早在《韩朋赋》研究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由《神乌赋》而发现并证实了这古远的渊源。
而《神乌赋》则相当于现代的民间故事，属于俗赋的范围。它比三国时期曹植的《鹞雀赋》早200多年，比敦煌俗赋《燕子赋》早400多年。也就是说，《神乌赋》把我国古代禽鸟寓言文学及俗赋的产生时间提前了200多年。
竹简表面有一层粘粘的东西，这种粘稠物成了保护膜。加上当年竹简的拥有者对竹简本身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同时，2000多年来竹简慢慢适应了古墓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酸碱度，所以，竹简上的墨迹并没有随着竹简上的纹路而流淌，甚至连笔锋都很清晰。
关于赋的定义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得名于诗六义之赋（二）“不歌而诵谓之赋”第一种说法认为“诗有六义 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 文，体物写志也。”春秋时代赋的行为，可用于外交场合、游宴登高、朝廷听政等正规活功，也可用于私人抒臆。多诵古，少造篇（《春秋》三传记载赋诗活动八十三次，其中只六次是自作）。至战国，周礼浸坏，上层社会外交中称诗谕志的传统消失，登高游宴的娱乐性增强，同时，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下层夫志之士抒臆之作兴起。此时诵古的少，造篇却流行起来。前者登高、外交、宴会上的赋诗原都是公共场合的活动。后世外交称诗废除，而游宴登高本来就适合叙述所见事物，娱乐性增强后又注重辞章，描写手法，产生宋玉《高唐》、《神女》之赋是不足为奇的。另外为了向君主讽谏，也会产生体物之赋，如《荀子．赋篇》。而由感而发乃赋诗的活功却因为其个体性发展出了抒情赋，如屈子《离骚》。
